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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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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新津前,对号称"古今天下第一忠孝儒林"的纯阳观,最初并不以为然,心里想:无论如何是不能与青羊宫、青城山相比的。但是,当我漫步在人迹罕至、满目衰败的道观里,独自走在高大森然的亭台楼阁间,阅读残垣断墙上的诗文,与历史上的大忠大孝对话,正值夕阳西下,在落日余晖映照衰草枯杨的那一刹那,纯阳观以独有的清静与智慧成为我最真的记忆。

 

概况:纯阳观是为纪念吕纯阳(吕洞宾)修建,后演变成忠孝儒林。距成都38公里,新津纯阳观位于县城西郊,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秋。民国初年由慈善团体成都正心堂牵头,联络四川军政要员和巨商,在国内各地募资,并征地120亩,于民国八年将纯阳观扩建为规模宏大的“忠孝堂”。纯阳观原规划中设计了气势磅礴的大忠亭、至孝亭、节楼、义楼、玉皇楼和大成殿。可惜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节、义、玉皇三楼和大成殿未及建成。现存主体建筑大忠亭、至孝亭如双峰对峙,各占地814平方米,高达34.5米,堪称蜀亭之冠,建筑格调为“三重檐八角攒尖盔顶式”,四周还各有仿清小品围房44间互为呼应,建筑专家誉之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代表作。亭内及围房内原塑有儒家历代忠臣、孝子240余尊,是全国儒家人物造型最多之处。纯阳观塑像体现了儒学后期主张兼容佛道的特色,作为一座规模宏大体现儒学精神的庙宇,在全国独领风骚,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纯阳观也是儒佛道三教合一并存一地的典型代表。

展示智慧结晶的艺术古建:纯阳观内的主要建筑是大忠、至孝二亭。两亭高均为33.8米,砖木结构,建筑面积各为800多平方米。建筑格调为三重檐八角攒尖盔顶式。三层顶面系筒瓦铺成,宝顶为青花瓷烧成。亭内的4根楠木柱长20米。亭的护阶廊道上有石柱12根,亭檐下雕有鎏金木刻吊瓜20个,刻工精湛。两亭造型别致、巍峨壮观,被中国古建筑学家赞为“集古代的楼、台、亭和堂所于一体”,“是现代古典建筑中之瑰宝”。

适于传统文化教育的忠孝塑像:纯阳观两亭及四周88间廊房内原有历代忠孝人物塑像2000余尊,现按原样恢复48尊。大忠亭内正中和四方各塑有忠臣一人,分别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蜀汉丞相诸葛亮、唐代的郭子仪和李泌。四周还塑有夏代至清代的忠臣精英20名。分别是夏商时代的关龙逢、比干;春秋时期的伯夷;唐代的魏征、张巡、颜杲卿、韩愈;宋代的包拯、范仲淹、宗泽、陆游、文天祥、陆秀夫;明代的于谦、戚继光、史可法;清代的郑成功、林则徐、关天培等。每尊塑像都有生平事迹介绍,是对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至孝亭内塑有历代著名孝子黄庭坚、朱寿昌、庾黔娄等;孝女花木兰、缇萦等。

方便文人咬文嚼字的碑文:纯阳观内还有称为“中国魔方”的石刻卷帘诗和回文诗,诗碑40余通,行、楷、隶、草、篆几种字体俱备,且都出自四川书法名家之手。内容以宣扬儒家的忠、孝、礼、义思想为主体,兼容佛教和道教劝人行善的内容,其中不乏富于人生哲理,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佳作。

观内文昌殿两廊的出山墙上有石刻“龙”、“麟”2字,仔细辨认,2字内实含有“龙虎当秋日月明”、“麒麟得鹿星光午”7个字,传为醉道人所书,书法奇特飘逸。

两旁各有石刻卷帘体七言诗4首,分别由宜宾、高县、庆符(四川旧县名,1960年撤销并入高县)、隆昌县的善堂所题,内容清新、格调高雅,极富生活情趣。卷帘体诗每首只有10个字,但通过顺读、倒读的变换可变为4句组成一首美妙无比的诗篇。其具体读法是:顺读1至7字为首句,4至10字为第二句,倒读1至7字为第三句,倒读4至10字为第四句。

例一:第4首写秋景的诗由“凉风秋月戏花香楼外墙”共10个字组成。按卷帘体诗读法即成: 凉风秋月戏花香,月戏花香楼外墙。 墙外楼香花戏月,香花戏月秋风凉。更为奇特的是,上述卷帘体诗通过顺读、倒读,还可成为一首回文诗。

例二:在大忠亭门墙上还有吟咏春、夏、秋、冬四季景色的回文诗各一首,意境亦非常美妙。现录于后,供读者欣赏。

咏 春

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夜月明。

明月夜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鸣。

咏 夏

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

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

咏 秋

秋江半月映水流,月映水流泛渔舟。

舟渔泛流水映月,流水映月半江秋。

咏 冬

红梅冬放香寒风,放香寒风飘阁楼。

楼阁飘风寒香放,风寒香放冬梅红。

 

6月11日

从历史的偏旁解读黄龙溪文化(二)

(三)码头文化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水的利用在古代四川除了用于灌溉,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交往通道。舟船也是最廉价和便捷的交通工具。众所周知,码头的功能是集散与流通,包括人、物、信息、风俗的集散与流通。锦江之上从古至今就有7个百年以上的渡口,即望江楼为第一渡,以下依次有中和五岔子渡口、华阳姐儿埝、华阳下河坝渡口、正兴镇苏码头渡口、古佛堰渡口,最后则是古镇黄龙溪渡口.黄龙溪渡口直通鹿溪河上即现在的大河村梁码头渡口。古镇黄龙溪作为水乡,紧临锦江,人们对于船须臾不能离.有河的地方就有渡船和摆渡的人,就有水码头,黄龙溪在成都地区则是典型的水乡码头.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功能,成就了黄龙溪历史上的商业辉煌。

1船渡历史

黄龙溪建场历史悠久,北宋时已是商贾云集,官府征税的重镇之一,也是著名的草市镇水码头。据研究,北宋时全国有10多个镇每年的商税收入超过万贯,成都府路草市镇的发展水平仅次于杭州,位居全国第二。(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熙宁五年(1072年)眉州县城以及彭山、青神、丹棱、永丰、黄龙、福化等16处地方的商税收入达到72502贯。这表明,当时眉州的发展水平在川峡四路中仅次于成都府,乡村级镇市的商税收入仍居于中上水准。当时彭山县的商业优势主要是茶叶和粮食。当时黄龙溪镇处于由彭山县通往成都的水路通衢之上,两江交汇,河湾开阔,既可停船,又可避风,因此,它无疑是一个收购、销售茶叶的主要集散中心和交易市场。

清末,由于官堰、陈家水碾、古佛堰在锦江、鹿溪河上三道堰坝的修建,降缓了堰坝下方的鹿溪河、锦江平常水流速度,又连带产生了黄龙溪水的第三效应,黄龙溪二十里的两条河面水变得非常平缓。水平稳,千帆过,航运发展,舟辑停靠,使多种多样的水文化活动在这平缓的河面上编排和演绎。

2“五帮不夜城”

清末,黄龙溪归成都府华阳县管辖。这里市景繁荣,仅从水上运输看,王爷坎经常泊船上百艘,最多达240余艘,每天船工不下3000人。来往场镇,进出码头的客商、行人和依赖船运为生的船工、渔民、都无不在这小街古镇云集,呈现“日有千人拱手,夜来万盏明灯”的景象。

当时成都是一个大的消费市场,需要的货物品种也多。乐山、重庆、三峡下面,很多人瞄准了成都这个大市场,生产出了市民需要的各种产品。到成都的山路崎岖,运输困难,就靠这水路运输。于是,很多生意人以行业为帮,组成了一支庞大的经营队伍。他们从组织货源,到包装、运输、销售,形成了一条龙服务。专门做煤、木炭、焦炭生意的,谓之“炭帮”;专门做柴火生意的,谓之“柴帮”;专门从事自贡运盐的到成都销售的,谓之“盐帮”;专门做叶子烟卷烟生意的,谓之“烟帮”;专运成都市民需要的竹筛、刷把、箩筐、糖、酒等杂货的,谓之“杂货帮”。

黄龙溪的“五帮”和水码头一般意义上帮会堂口不同。一般的帮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节制无序、团结同行,另一方面却是权威人物或黑社会明争暗斗的工具。黄龙溪独特的的“五帮”却是商业行会。

3船工民俗

船工每天早晨出航,都有杀鸡祭河的习惯,就是船工们提着鸡脚从这里下河上船的。每年岁末,船工还有祭祀仪式。在腊月二十一封船,正月初一祭船,为的是消灾免难。

现存有许多歌谣反映船工生活的“鸡脚神,鸡脚巷,提只鸡脚把船上,血祭船蒿行安全,鸡肉午晚煮锅汤!”(船工祭河);“鱼箩子,挂腰间,打得鱼儿街前卖,换它几个油盐钱” (“卖鱼鳅”)“蓑衣蓑衣,热天挡风,冷天当衣” ;(蓑衣诗)“酒好何怕巷子深?天生艄公好贪杯。酒壮豪气无畏惧,穿风冒雨水放飞!”( 艄公诗)所有这些都是这里的码头船工们从他们的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黄龙溪船工、纤夫、渔民的行为、仪式、以及渔歌号子都没有离开一个水字。这些歌谣反映了他们靠水生活的生存状态。他们观水、唱水,与水亲近,以水喻志,借水抒情,是黄龙溪水文化和黄龙溪水景观的生动写照。这些号子所表达出的黄龙溪水文化的心灵境界,以及由这种心灵境界所折射出的环境使水与人和谐共生等不同的意境得以体现。

   移民文化

有明一代270多年,四川的经济水平还没有恢复到宋代的一半,又遭遇了明末清初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战争摧残,田土荒芜,人口凋零,川西平原几成一片废墟。清朝为了恢复四川社会经济,大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垦殖政策。由于大移民,四川社会的人口构成、生产关系、农耕技术均发生了较大变化,社会生活与民间文化也因此丰富多彩。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彼此融合,缔造新一历史阶段的巴蜀文明。

清初开始,政府开始“招集流亡”。新招进的民户,来自四面八方,主要以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一带的民众为主。黄龙溪及其周边地区就是在清初以来从各地招民重新开发出来的。黄龙溪镇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既有福建、广东移民在此创建天后宫,说明外省移民在此地创建天后宫,说明外省移民在黄龙溪的经济开发活动早在此前就已经大规模地开始了。因为会馆的建立,是以相当的物质积累和经济需要作为前提的。

黄龙溪镇的实地调查也印证,在现代居民中,有钟、李、邬、赖、谢、杨、唐、夏、贾等姓氏的人家,至今称呼自己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为阿公、阿婆、阿爸、阿咪,从这些源自粤东的称谓中可以证明,他们的祖先原本是道地的客家人,只是后来客家语言在这一地区缺失了,以至仅保存不完整的亲属称谓到了今天。

另据黄龙溪镇及所属各村居民省籍来源的调查,其祖先来自于闽粤赣客家地区的人数众多(根据称谓、神榜、民居、族谱定)。除了以上南方移民外,清代黄龙溪还招徕有北方移民镇民邬明树提供的《邬氏家谱》对邬氏家族的客家源流和迁川经过,记载得十分清楚。谱载:邬氏远祖“著族于邬”。“邬”,今河南堰师一带。黄龙溪街上原先还建有山西会馆,就是山西商人曾经聚居过黄龙溪的见证。

经过清初以来二三百年各省移民的共同铸造,黄龙溪在宋末和明末两次毁于战火之后,到了清末、民国年间,又再度辉煌起来。

四川大学林向教授在《四川盆地的“水库效应”与移民文化》一文中所说,四川盆地看似封闭,实际上自古以来四面八方的各色文化汇聚进来,互相溶合,形成杂交优化,又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出去,其作用就像是中华文明成长流程中的一个“水库”。四川盆地丰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又为这种文化的吸纳、交融、再创造过程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处于盆地中心的黄龙溪古镇特殊的地理位置,规定了古镇文化面貌的斑驳多姿,具有显著的“杂交优势”,兼收并蓄,广为接纳,而形成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风格。正如林向教授认为,这就是四川盆地的“水库效应”对四川客家移民文化打上的地域烙印。这里的“水库效应”指社会文化及其载体(族、族群、民系、人类共同体)的流动与凝聚,联合与发散。当然。这个“水库效应”在本文也可以放大适用于古镇黄龙溪的所有的文化类型。

从历史的偏旁解读古镇黄龙溪的文化类型(一)

黄龙溪镇作为四川著名的古镇,一度被人们误读,这在景区规划与管理上不能不说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但凡了解黄龙溪历史文化的,都会觉得痛心疾首.在这里,我们从历史的偏旁,来读一读黄龙溪.

 

黄龙溪镇位于成都市双流县西南部边缘,距成都市区42公里,锦江自北由成都流入并贯穿黄龙溪镇域,并在黄龙溪镇区东面纳入支流鹿溪河,组成镇域内的主要水系。
   位于两河汇流处的古镇黄龙溪面积50.4平方公里,总人口2。8万。1994年后黄龙溪先后被确定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省级风景名胜区”,“中国民间艺术火龙之乡”,“国家级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国家级经济综合开发示范镇”, “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和 “成都市14个优先发展重点镇之一”。
水文化源远流长, 影响深广, 它不仅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内容, 而且就本质而言也具有着该民族文化的发生底蕴, 甚至是一个民族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力量。就此意而言, 水文化所涉及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 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在一起, 很难说是水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但如果我们从水的深沉底蕴来分析, 仍然可以看出水对地区文化的影响,或直接影响着水的文化表现形式。
岷江水系对黄龙溪古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镇漫长的发展历史也形成了黄龙溪独特的水文化, 尤其以龙文化、农耕文化、码头文化和移民文化名扬天下。
  龙文化
“生命之源在于水”的问题体现在科学研究的结果和神话传说是两种概念的, 前者是一个客观事实,它揭示的是一个自然存在及其规律;后者则是一个观念的投射, 它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观念, 或者说是一种水文化观。因此, 研究神话有助于我们认识水文化, 认识水在一种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本质及其规律。
《华阳国志》载录了发生在东汉末年今黄龙溪的大自然奇观:“(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按赤水河,就是与今府河交会的鹿溪河的别名(历史上又名兰溪)。由于鹿溪河的上游源自龙泉山,流下来的多为山溪水,故“江水浊”,呈赤红色;而来自府河的江水,源于岷江,故“江水清”。当两条江水在今黄龙溪镇会合时,清、浊二水,泾渭分明,尤其在洪水季节特别明显。
晋朝蜀人常璩最早把这一自然现象载入到他遍的史书《华阳国志》之中。当地的“土人”(百姓),则更形象地把它称之为“黄龙渡清江”(光绪《补篆仁寿现志》卷2)。天长日久,在惯性的作用下,后代人们自然便把“黄龙” 现身的这条赤水河,称之为黄龙溪。正如民国《华阳县志》所说:“黄龙所见之地,昔属武阳,今属治境,故溪以是名矣。”
混水注入清水而呈黄龙形这样的自然奇观,平常在两江汇合口也可能发生,但因当时正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社会上原本就盛行“谶纬”之说,各种自然奇观极有可能被人们随意夸大。在三国群雄鼎立,占有四川蜀汉盆地的蜀汉君臣处于政治需要,抓住黄龙溪独特的水文奇观,炮制符瑞,大造舆论,为建立和巩固蜀汉王朝服务。首先,以“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作为天命象征,为刘备登基制造舆论。诸葛亮等800大臣上言:“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干九五‘飞龙在天 ’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舆论造好后,刘备稳稳当当地“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蜀汉君臣此后在黄龙溪展开了一系列政治表演:铸龙形鼎、建黄龙庙、立提名碑、籍田祭祀。
   黄龙溪因龙得名,因龙而灵,龙佛、龙寺、龙灯、龙舟,构成丰富多彩的龙文化主题。黄龙溪烧火龙起源于南宋时期。先民们根据“龙见武阳赤水”和民间流传的关于主宰光明与黑暗的“烛龙”与主管风雨的“应龙”神话及“龙生九子”的故事,在“舞龙”这个图腾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火龙灯舞”。 “岁岁春节烧火龙,烟花启蒙乐融融。一行火焰高百丈,龙腾人欢气势雄。”就是对舞龙灯习俗的生动描写。
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 同该民族的生存意识及相关认识的进步是一个同构的过程, 就其文化发展的逻辑起点而言, 恰是该民族自身生存意识的拓展。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观之, 之所以称其为“龙文化”,因为“龙”具有着鹿角、驼头、鬼眼、蛇项、蜃腹、鱼鳞、鹰爪、虎掌、牛耳等的复合特征,物极具装载性和变通性。由此而异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类型“龙”在本质上是水性的, 而水所拥有的特点及与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密切关系, 其成为文化演进的逻辑起点, 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 人类的早期文化在本质上说也就是水文化。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子,其龙文化表现形式的实质还是水文化。
  农耕文化
就生命而言, 水是万物之源, 水文化与生命起源及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是一个同构的过程,就文化类型形成而言, 水习俗不仅是文化类型的主要“原发内容”之一, 还是文化类型发展变化的起点。远古时代,比起自然界来说,还是十分弱小的人们不的不寻求自然的庇护,他们还无力对自然界进行真正的改造。因而他们总是寻求最能给他们提供生活条件的地方安居乐业。这样,大河所形成的冲积平原就自然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四大文明古国的就是这样产生的。
1、古代黄龙溪就处于古蜀国的农业经济区。
成都平原为大河冲击扇形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岷江、沱江及其支流自西北流向东南,这里自古以来就能够实行自流灌溉,从而形成稳定、内向、平和的农耕文化
在古蜀时代这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里,牧马山区濒临杨柳河(古代为大江),“其山虽小,而冈埠萦回。仿佛城垣一般,防守极便”(顾颉刚《双流游记》,《文史教学》创刊号,民国30430出版),既可以耕种,足以自给,又可以立国据守,因此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很早就有古蜀国的分支部落在这里生息繁衍和活动。
西周时代,取代鱼凫王朝的杜宇,先是定都“汶山下,邑曰郫(今郫县)”(扬雄《蜀王本纪》),“或治瞿上”(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牧马山西麓九道拐的崖墓,出土大量东汉到隋代的生活陶器、铁兵器以及农具等文物藏品;白塔村云华村有“商瞿上夫子墓”、“牧马烹堂”,有汉任安所筑的宜城等遗址、遗迹;在牧马山及其周边,还曾经出土过从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时代的大量文物,包括“很完整的金权杖”(王泽坊《瞿上,商瞿,商瞿墓》附言,《双流瞿上城古遗址文献资料摘编》第41页);《山海经》对于广都樊乡“百谷自生”,出产富饶,“草木所聚”美景描绘,以及蜀王“本治广都樊乡”的记述(《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等等, 这表明,古蜀王国曾经在此区留下了最早的历史记忆:在这里有着发育最早的农桑业,经济发展水平足以达到自给自足,至迟在杜宇王朝时代曾经是古蜀王国的副政治中心,是该王朝进据成都之前的一个桥头堡。至今在此区流传着许多关于古蜀先王(如青衣神)的传说,有不少后代祭祀古蜀先王的祠庙遗迹(如蚕丛王墓、蚕丛故宫等)。
2、现在仍然存在的陈家水碾和唐家烧房是黄龙溪的农耕文化活的见证
清康熙初年,华阳嘉禾庄陈双发锦江拦河引水,在仁寿付家地坝上购地300亩,凿上中下三条碾沟,沟上筑三桥,三桥建8碾,使府河和上、下碾沟围成一个岛中岛,利用锦江水作动力生产精米、精面、精油,造福人类。特别还利用水碾的余水作动力,桥畔设筒车8辆,提水灌溉大河村旱田800亩。
清末民国年间,黄龙溪古镇行业众多,仅酿酒作坊就有四家,由唐氏、刘氏、曹氏、罗氏四个业主经营。其中以唐家烧房名气最大。出身文人的唐家,最初以教书为业,由于垄断了镇上的米粮交易,于是,从第三代开始,便转而兼营酿旧,由其烧房酿制的白酒,质好味醇,远近闻名,至今唐家酒坊遗址尚存,市场上还挂有“唐家酒厂”的牌匾。
3、古佛堰和三县衙门,则是是黄龙溪水务活动的产物。
清以前,华阳、仁寿、彭山区划毗邻 ,地势犬牙交错,各县按各县方法管理,相安无事。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彭山县令张凤翥,会同华阳县令姚仁寿、仁寿县令陈奉兹,同勘锦江水势,商讨修复古佛堰,引水分灌溉三县良田。乾隆三十二年(1767),古佛堰水利工程得以完工。从此,官堰、陈家水碾、古佛堰三大工程与锦江、鹿溪河,构成黄龙溪一个科学用水体系。
水是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命脉。古佛堰修好的第二年,因管理工作一时没有跟上,三县之间,因为放水、出资维修、收取费用等问题,闹嘴打架,争水抢水,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华阳、仁寿、彭山三县知县会聚黄龙溪共商解决办法,决定三县共同建立一个松散型的机构来管理堰水关事宜。据清光绪七年《仁寿县志》记载:当时“三县各设堰长一人,专驻堰头,防秋水之泛涨,随时修筑保护。而经费亦专人掌之,堰长责之沟长,沟长责之水户,按亩完纳,核实报销”。同时,也议定章程,明确了水费的管理:对筒口“仍分上中下三则,自堰口至丰泽洞为上则,自仁谊筒为中则,自清良筒至堰尾为下则。因其则以定经费,每亩岁派上则银一分五厘,中则银一分,下则银五厘”。并明确对其它问题作了规定:“凡车戽之田准下则,凡修恳之田报加派。凡岁修费有赢余,即留下以待来年之用”。
三县衙门,是为协调华阳、仁寿、彭山三县关于合理开发利用古佛堰水利工程而设立的跨地域的特殊管理机构。以后因为民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需要,三县衙门赋予总衙更多的职责和管理权限,还管人,管事,管治安。到了民国时期,三县对黄龙溪的管理基本沿袭清代管理办法。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与水发生了联系,一方面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同时也积累了经验,并形成了具有水行业特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水文化就是人们对各种水务活动理性认识的结晶,即理性思考的结晶。所谓理性思考就是对丰富多彩的水务活动从它的历史底蕴和现实活动,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方式,去探求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从而形成的观念和思想。人们对水务活动的认识都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对水务活动的这种理性思考的成果集中表现为对治水、管水、用水、保护水的经验总结和规律性的认识。三县衙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